中国城镇化还有15~20年红利期 ,中国城镇化要允许资源向低成本空间流动

    在杨现龄看来，这是网络效应的作用。当人不增加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因为交互的增加，沟通的增加，创新的增加，创意的增加，带来了财富的增长。所以城市化到一定阶段之后，财富增长动力来自网络效应，要做到让更多的人纳入城市网络，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避免资源过度向高等级城市集中

    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上一轮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分正确，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形成的群体还十分薄弱，根本原因是财政分权的体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强势政府造成的。由此导致了行政上的分割。

    李铁也表示，城镇化面临着转型危机。目前，城市群间的城市内在关系不是一个平等市场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等级化的关系。城市群要向高等城市集中，全国要向直辖市集中，各地区向地级市集中，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普遍特点。

    李铁指出，由于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了高等级城市更多追求城市质量，忽视了城市对就业人口的容纳。而且一些成本低的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受到遏制，这一现象在城市发展中比较普遍。

    在李铁看来，高等级城市有了资源就通过卖地来发展房地产，不断的扩张，导致城市铺的摊子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过高的土地价格不利于人口进入城市，不利于城镇化红利的实现。过高的成本使得城市和农民进城之间有了天然的鸿沟，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发展，城市包容性下降。

    李铁认为，应当尊重市场规律，不通过行政手段排斥人口或者排斥产业，与此同时，还应当降低成本，允许资源向成本低的空间流动，更多释放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农民进城的活力、释放土地潜在的活力。例如，美国的大企业都不在主城区，而是在周边的小城镇。

    李铁表示，释放城市活力上，要在下放权限改变中国等级化管理结构方面做更多文章，这可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来实现。例如，我国以特大城市为主体的都市圈中，轨道交通通常只有几百公里，而在一些欧美国家500万到800万人口城市，周边的城市轨道交通往往有2000~3000公里。

    形成这样的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群一直是向“核”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没能跟上。实际上这些周边城市未来可以释放巨大空间，也可以成为降低城市住房成本、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最重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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