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大规模公司变革必须研究的经典案例

    元老大臣富弼说：臣闻朝廷内外的事，渐有变更，这一定是由于小人向陛下进献邪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在其中有所企图。如果朝廷保持平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希望陛下深入考察这种情况，不要让自己后悔！

    宋神宗神色变得庄重，说：今日得爱卿十分正确的议论，可谓金玉之言。

    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反对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反对变法。同样，我们也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赞成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赞成变法。

    富弼是反对变法的，而且非常坚决，以至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王雱非常聪明有才，《宋史》上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而且更重要的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也就是说在变法的问题上，王雱对他老爹王安石多所引导。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可惜死的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富弼反对变法的原因跟司马光很相似，最怕小人由此“动作生事”。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苏轼的弟弟苏辙上奏疏说：

    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

    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

    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

    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

    这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苏澈首先提出来的，上述司马光对“国用不足”的分析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比苏轼大30岁）早就说过：

    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这个话说得很严重。虽然朝廷感觉钱很不够用，但是下面的老百姓已经被收括的精疲力尽了国家军队虽然很少打胜仗，但是不打仗的时候却骄横不可一世（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制度也越变越坏，越来越复杂，因循苟且成为一时之风气。最后欧阳修下了一个结论“不异五代之时”。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是大历史学家。一部《二十四史》，跟欧阳修有关的就有二部，一是《新唐书》、一是《新五代史》，其中《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的个人专著。

    欧阳修认为北宋当时的朝局“不异五代之时”，而“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小分裂的时代，皇帝多如牛毛，忽起忽灭，政局一直处在“习惯性流产”的漩涡之中。总共50年时间，却有5个朝代，13个皇帝，8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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