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大规模公司变革必须研究的经典案例

    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

    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帝国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收入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钱：30％

    绢帛：102％

    粮：80％

    草：80％

    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帝国、西夏帝国抗衡，已经深隐军备竞赛的泥淖。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宋神宗迫切变法的现实原因。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再看苏轼，明确反对变法。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责求实际）。……

    至于人才，则有一定的天份，把他们放到政事上，有没有才干自然就显现出来。现在进士日夜研究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称渊博，至于面对实际政事，何曾用上一二！……

    苏轼的意思，变法不变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及如何选拔、任用人才。如果“人”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财政问题自然就能扭转，不仅财政问题，其它一切问题都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苏轼的提法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把经济改革的问题转化为人力资源问题，这一点他跟司马光、富弼比较一致，但根本的差异在于苏轼对人的问题“乐观”，他相信“人”的问题可以得到改善而司马光、富弼对人的问题“悲观”，司马光认为借变法之机“吏缘为奸”、富弼认为借变法之机“小人生事”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方面的力量很大，大到足以让变法完全失败的程度。

    苏轼的奏书打动了宋神宗。

    宋神宗当天召见苏轼，对他说：现在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

    苏轼说：陛下求治天下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

    宋神宗吃惊地说：爱卿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思考。

    苏轼虽然说了三条意见，实际上只是一条：求治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都是“求治太急”的表现形式。

    有许多大臣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司马光是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是一个。范纯仁针对宋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多次接见疏远小臣咨询朝政的情况，进言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求治太急”是一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宋神宗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尺度内处理变法的问题。在自然界，时间的规定性属于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24小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是一年，365天。就人来说，也有许多硬性的时间规律，比如十月怀胎再比如人的寿命，大概没有超过150岁的，超过100岁也很难。古代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劳民伤财，现代人吃各种真真假假的保健品，但人的寿命还是有一个上限。就人事来说，也有各式各样的时间规定性，比如要写出一部《红楼梦》，别的不说，单就时间来看，恐怕没有十年，数十年不足以成事。如果有人说三个月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式的作品，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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