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大规模公司变革必须研究的经典案例

    王安石注定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以经济改革为主的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实际效果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为朝廷或者说为皇帝捞到了大量的钱财。

    但桑弘羊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商人。

    王安石是什么人？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学大师、文坛宗师。

    按儒家标准，桑弘羊就是搞到天上去，也是一个“小人”；而王安石当然认为自己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但是现在，王安石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得君行道”，但是最后自己却成了另一个桑弘羊（王安石有一万个理由看不起他），甚至连桑弘羊都不如。西汉武帝是盛世，而自已身处的北宋却一直“积贫”（经济）、“积弱”（军事），喘不过气来。汉武帝时有卫青、霍去病，气吞万里如虎，北方匈奴闻风丧胆；而北宋政府，每年还要“赏赐”北方的辽国、西夏国许多金银财帛，借以换取可耻的和平。

    苏轼兄弟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很年轻，算不上是大人物。变法的第二年（1070年）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一封有名的信《答司马谏议书》。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由于司马光已经来了好几封信，要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王安石比司马光小2岁，王安石是南方江西人，司马光是北方山西人。两个人都是大才子，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也有多年的友谊，甚至同样赞成变法，只是最终在怎么变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水火不容。王安石做宰相，紧锣密鼓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带着几个人躲在洛阳，撰写伟大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有论者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乃是另一种参与现实政治的方式。

    王安石为了变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四面树敌。《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按官场的说法，应该都是“恩主”，是理应效忠的对象，但现在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脑筋转不过弯来，王安石一点不讲情面，全都加以排斥。

    《宋史》上特别指出：起初，王安石未知名于朝廷，以韩、吕为巨室，想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交往，三人想尽办法称扬他，王安石才开始名声大振。这都不是虚言，比如韩维推荐王安石就不遗余力。宋神宗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韩维就在他身边任记室参军，每当宋神宗称赞韩维的言论，韩维都要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到宋神宗当了太子，任命韩维为太子庶子，韩维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总之，只要一有机会，韩维就在宋神宗面前为王安石做广告，宋神宗因此看重王安石。王安石为了变法，终于排斥韩维等人，看起来就很有一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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